深南大道，东起罗湖国贸，西至宝安大道，像一条时光隧道，串联起罗湖国贸大厦、福田华强北、南山粤海街道，标记着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高光时刻。南山区的科苑路则是另一个故事。当地人也会叫它“创新大道”，藏着深圳科技产业的密码。南北延伸，从深圳湾向北连接西丽湖国际科教城。

　　在其他城市，科技公司往往聚集在某些园区，但在深圳，科技公司如毛细血管般遍布全城。打车驶过“创新大道”，会路过TCL、中兴通讯等见证了时代发展的公司，也能快速到达腾讯、大疆等新一代龙头企业，而更多企业隐身在写字楼中，在细分领域做到全球领先。地铁13号线从地下穿过，每个早晚高峰，地铁口涌满年轻的科技从业者。

　　这里也折射出深圳特有的创新路径：从电子制造到软件、集成电路，再到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伴随产业升级，很多企业消失，却又培育了一代代新兴的企业。但它们都有独特的生存法则：与许多依托科研机构、由政策牵引的城市不同，深圳的创新多从市场出发，始终保持着对市场最敏锐的嗅觉，主动投入研发，快速试错、迅速迭代。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若愚指出，过去深圳的科技创新范式历经从“三来一补”代工模式到“需求牵引”的市场驱动路径的蜕变，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创造了“6个90％”的独特经验。如今，深圳已经搭建起了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和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但随着全球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科技博弈加剧背景下，传统创新链、供应链面临不确定性挑战，深圳如何升级创新模式、如何实现更多原始创新，并为全国的创新体系突围摸索出一条路子？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承担的新使命。

　　科苑路穿过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是深圳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之一，也是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热土。深圳AI头部企业云天励飞的办公室，就位于生态园的核心地段，与华为鲲鹏产业创新中心同在一栋大楼。

　　2014年，陈宁从美国归来，决定在深圳创业——而不是留在北京。两年后，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引爆人工智能创业浪潮，北京依托高校资源成为当时的AI热土，不少技术派创业公司多在算法上“秀肌肉”，争夺资本注意力。

　　陈宁更看重芯片研发与落地应用，深圳拥有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务实的创业环境，以及很快出现的“线年，云天励飞在龙岗成立。在龙岗的一场技术交流会上，一位龙岗警察找到陈宁交流，如果能提升人脸识别能力，就能快速从视频中锁定失踪儿童，那样深圳就不会再有走失的孩子的情况出现。一个月后，电影《亲爱的》热映，更令陈宁触动。

　　接下来一年多，团队与警方合作，走遍大街小巷，排查监控盲点，将它们织成网络，并通过动态人脸识别与大数据分析，打造出“深目”系统，把技术变成真正可落地的产品，用于打拐和破案。上线两年，“深目”协助破获各类案件4000余起，找回多名失踪儿童和走失老人。2017年，凭借“深目”，深圳警方曾创下15小时跨省找回被拐儿童的纪录，云天励飞一举成名。

　　在距离云天励飞不远的南山区的一栋写字楼里，聚集着100多家AI初创企业，这是“模力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大模型AI生态社区。筛选标准不看营收、不设产值门槛，只看技术与潜力。入选的百余个团队中，过半来自外地或海外，免费享受两年办公区，以及算力、数据、人才、融资等一条龙服务。和北京等地的AI企业聚焦大模型研发不同，这些团队多聚焦AI硬件和出海赛道，开发智能玩具、智能眼镜等产品，瞄准有支付意愿的海外市场。

　　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景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政府也会招引大企业，但这类初创团队是他们选择的重点。成本低，能吸引更多的创新种子集聚，至于谁能快速跑出来，交给时间检验。“深圳的产业环境本身是比较好的，我们只要持续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相当于土地已经具备条件了，我们只需要适当地施肥浇水，就可以孕育出更多好的企业。”

　　这种不拘形式、快速试错的生态，孕育了深圳独有的“产品思维”——技术研发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始终面向市场和用户需求推动创新。这种气质不仅在云天励飞身上可以看到，同样体现在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企业中。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曾指出：“我们事后回头看很多创新点，并不是我们搞一个创新部门，只干创新……一定是在快速服务用户的过程中，发现哪些点用户抱怨了，或者觉得不爽了，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创新的机会。”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云兴看来，这正是深圳40多年形成的创新路径：与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上海不同，深圳没有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体系，企业就是创新主角，由需求牵引、市场主导，孕育出华为、中兴、华大基因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

　　这一模式的结果是显著的。深圳形成了著名的“6个90％”现象——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职务发明专利，以及重大科技项目成果，都出自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

　　2024年，深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5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12家，密度居全国第一。深圳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96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9家，总数分别达到1025家和95家，增量均居全国第一、总数均居全国第二。

　　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的称呼并列，不少人把深圳称作“创都”。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市民平均年龄仅32.5岁，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加上完善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和创新者。陈宁在2014年回国时就感受到，深圳是一座“讲游戏规则”的城市——政府主动了解企业需求，产业基础扎实。他曾感慨：“深圳是最适合海归创业的城市，没有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教授陈宪与深圳地方政府交流时发现，在传统科技创新排行榜中，深圳并不靠前。当时“产业创新”这个概念尚未流行，深圳提出自身的优势在于产业科技创新。

　　深圳的创新模式与北京、上海明显不同，该如何体现？在陈宪看来，产业创新并不是简单的产业化或量产，高科技在从成果到产品的过程中，也需要材料、设备、工艺等环节的创新。2022年，他和团队开始筹备《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从全球筛选27座城市，按产业创新环境、投入、产出、绩效四大维度设计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产业创新指数。结果让陈宪和团队意外：深圳排名第一，高于旧金山、北京、伦敦等城市。

　　每年，外地政府考察团络绎不绝来到深圳，想要学习这座城市的创新经验。但陈宪直言：“完全照搬不可能，简单借鉴也很困难，只能从中汲取一些经验。”他强调，深圳独特的创新模式，与它所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密不可分。

　　45年前，深圳还是一片“科技荒漠”，科技人员只有两位：一名拖拉机维修工和一名兽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曾试图扶持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最终“有心栽花花不开”。真正推动深圳创新浪潮的，还是在市场竞争中天生具备快速决策与创新本能的民营企业。

　　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彼时，深圳颁发“18号文件”，鼓励科技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并明确产权。这份“准生证”，一年内催生了7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财富效应吸引全国人才涌入，掀起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热潮。

　　“致富至关重要，仅凭情怀，企业难以长久。人们需要将知识转化为财富，再通过财富反哺知识，形成财富与知识的双向互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与产业的互促双强。”汪云兴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陈宪看来，特区体制为深圳注入了市场经济的基因，为深圳城市文化输入了自由、开放的重要元素。

　　彼时，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还是一片空旷的“烂泥塘”，借助国内刚刚兴起的计算机热潮，深圳的年轻人都扎堆在福田的华强北。1998年，马化腾在此创建了腾讯。华强北每天人山人海，柜台和商铺串联起了一条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做电子生意的人在这里走一趟，从元器件、加工制造到客户市场全部都能搞定。

　　汪云兴在研究深圳命脉产业时盘点，深圳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主导产业，从早期的布匹印染、服装，到后来的手表、照相机、录放机，再到打印机、电话机、程控交换机，再到移动电话、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不断更替，推动着城市的产业升级。

　　深圳决定自主创新，建设自主创新城市。据报道，深圳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在讲话中提出，要把“深圳制造”转变为“深圳创造”。

　　陈宪认为，这一布局比全国多数城市领先十多年。直到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在全国铺开，深圳的先发优势因此具有不可复制性。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随着华为、腾讯、大疆等大企业的集聚，深圳已经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上下游产业链生态。以大疆的“天空之城”为例，附近聚集了大量方案开发商。一位大疆的工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有一家供应商距离公司仅五分钟步行路程，面对面交流让合作效率大幅提升。

　　在南山区的“模力营”，许多中小型企业表示，他们选择深圳，一方面看重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和硬件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希望融入大企业的上下游资源。对许多中小企业来说，这不仅能降低落地应用成本，还能获得政府背书和大企业资源。今年7月，南山区科创局便组织几十家“模力营”企业走进腾讯，与技术和业务团队面对面交流，探索合作机会。

　　在汪云兴看来，这类产业集聚的精髓不仅在于合作便捷，更在于龙头企业本身的技术实力和创新引领能力。以华为为例，供应商即便是生产微小零件如金属扣板，也必须围绕整体产品进行创新，以达到的技术标准。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提升了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价值，形成一个有机互促的产业集群。

　　与许多地方相比，深圳在科技创新服务上的一大特色，是政府将“服务”做到极致。政策、资金、平台固然重要，但对科技企业而言，如果产品无法进入真实场景，再好的技术都是“无本之木”。据介绍，深圳市尽可能为科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尤其在公共领域，应开尽开。

　　比亚迪就是最典型的受益者之一。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2003年起，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深圳市政府都给了企业最大的支持。比如深圳市政府支持比亚迪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还建设了大量充电桩，并支持采购比亚迪电动车。如今，深圳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电动化率达100％，公共交通电动化水平全国第一。如今穿梭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大多数都是比亚迪的电动车。相关数据显示，深圳已经有1.6万辆纯电动公交车、2.2万辆纯电动出租车。

　　这种开放场景的传统延续至今。今年1月，DeepSeek的热度席卷全球，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第一时间找到云天励飞，探讨在政务系统内部署大模型的可能性。过去，由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要求，政府内网一直是大模型的“禁区”。云天励飞多年深耕AI算法芯片，DeepSeek的小参数、强推理模型与其芯片算力高度契合，使大模型的边缘私有化部署成为可能。春节前夕，双方敲定合作，关键技术团队连续奋战10天，在2月8日凌晨，实现了本地化运行，当日便在政务网内上线。

　　下图：腾讯坚持依靠和服务实体经济，通过领先的数字科技，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图/深圳市委宣传部供

　　大疆同样受益于这一环境。大疆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罗湖区在交通巡检、市容监管、应急处置、环境保护等领域积极推广无人机应用。为排查易发事故路段的隐患，执法部门引入多台“大疆机场”——相当于无人机的“智能座舱”，可预设任务并自动完成充电、起飞、执行、返航。执法人员只需在屏幕上一点，无人机就能从不足一平方米的机巢起飞，按照早高峰和平峰设定的航线任务展开巡查，AI系统会实时分析回传画面，自动识别违规行为并推送告警。作为深港第一门户，罗湖口岸的巡检效率，也因无人机而大幅提升。相比人工3小时步行巡查，无人机只需15分钟即可完成高空态势感知，既能实时智能检测异常，用中长焦镜头精准取证，还能通过喊话器远程劝导违停车辆，整体效率提升约91％。截至4月，罗湖区已部署15座无人机机场，实现全域覆盖，10分钟内可抵达全区任意上空，单日自动化巡查超过20次，效率较人工提升200％以上。

　　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深圳把整个城市都作为了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场，公共国有领域的场景应开放尽开放。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全市已经发布了近200个“城市+AI”的应用场景。

　　地方政府的尝试，支持了企业的产品应用，也完成了一次市场教育。云天励飞副总裁郑文先注意到，在DeepSeek之后，因为小模型的出现，叠加政府对场景的开放，许多原本专注C端的硬件厂商开始主动拥抱AI，催生了智能眼镜等AI原生硬件，并推动传统硬件AI化，带来了AI推理时代的新需求增长点。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技术也在反向推动深圳的AI建设。云天励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前，公司与巴士集团合作打造的智慧公交系统，帮助其在数字化转型领域拿下重要奖项；同时，云天励飞还与华为、腾讯等企业紧密协作，推动深圳赢得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大奖。

　　陈宪多次前往深圳的龙头科技企业调研，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对技术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在企业内部大力倡导工程师文化，自然而然地营造出浓厚的研发氛围。有一次，陈宪参观比亚迪研发总部，注意到墙上挂着十多个研究院的牌子，下一次到访时，发现旁边又多了一个“基础科学研究院”的牌子。

　　“我当时很好奇：为什么要单独设立基础科学研究院？和他们交流后发现，当企业踏上自主创新之路时，研发自然会从试验开发，逐步延伸到应用基础研究，最终走向基础研究，这是创新发展易倍EMC官网登录入口的底层逻辑。”陈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看来，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固然重要，但只是“加分项”，真正的核心在于企业自身——企业只有在基础研究上有所布局，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汪云兴在研究时注意到，2018年前后是深圳市科技创新政策升级的关键节点。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施加制裁，深圳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大型企业率先感受到，依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已难以为继，必须开辟新路。深圳过去的优势一直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但追溯到技术源头和基础科学研究，底子仍然薄弱。

　　这一年，汪云兴和团队曾对深圳基础研究投入走势进行了模拟测算，并与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进行了比较。他总结出两种创新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基础研究投入缓慢稳定上升；另一种是以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的“赶超型”模式，在特定阶段，依靠政府强力布局，实现投入的快速跃升。对比发现，深圳更接近“赶超型”模式。汪云兴团队测算，2018年到2025年，是深圳补齐基础研究短板的关键期。

　　2023年，深圳的研发经费总量与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上海，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深圳坚持将不少于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规划，包括布局鹏城云脑三期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级创新中心等，并在近几年产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在一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一批中国香港及国际优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顶级研究中心，成为大湾区“创新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去年，汪云兴团队曾为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完成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课题。“在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调整。”汪云兴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深圳虽然是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但发展基础离不开早期政府的规划和央企国企的布局。在特殊时期，例如中美贸易战期间，当基础研究等关键领域需要支持时，政府必须及时补位。

　　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能力进行科技源头创新。这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且风险较高，而且这些研究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利润。一个典型的数据是，2023年，深圳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为2236.6亿元，其中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085.78亿元，华为在这一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1647亿元，腾讯同年研发投入707亿元——尽管这并不都投入在深圳，但头部企业仍是绝对的主力军。

　　多数中小型企业更倾向于专注在具体的技术应用和工艺改进，解决产品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但基础研究和具有公共性的技术研究，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研究可能不会立即带来经济回报，但对整个社会和产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需要政府通过投资和政策支持。

　　不仅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也更关注研发的重要性。南山区科创局局长张景平介绍，在人工智能创业浪潮中，“模力营”里的初创团队中，博士比例超过一半，不少是来自清华、北大、哈工大等高校，或是有海外背景的科研人员，他们拥有核心技术或基础研究成果，也会与高校、研究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对于软件、集成电路乃至大模型创业公司来说，前端研发已然成了企业生存与长期发展的必需条件。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若愚观察到，在过去深圳的科技创新路径中，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起到了关键作用。以粤海街道的科技园为例，这里长期活跃着3000多家创投机构，能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从初创、孵化到成长各阶段所需的融资、法务、行业、技术、知识产权、市场营销等专业性综合服务，促成极具活力的科技企业创新、成长的综合生态。

　　但如今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市场，许多规则发生了变化。除了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布局与支持外，深圳创新生态也面临新的挑战：高水平、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资源不足，难以适应面向未来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需求，这一点对深圳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跃迁尤为关键。

　　以涉外法律服务为例，深圳仅有27名入选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的律师，而北京、上海分别有170人和100余人，这与深圳“出口第一城”的地位显然不匹配。虽然深圳各级商务部门已推出相关公共服务政策，但仅依靠政府提供支持仍远远不够。

　　钟若愚建议，要平衡短期产业需求与长期技术愿景、破解“巴斯德象限”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融合困境，应高度关注并聚焦于持续培育更多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科技型服务机构，以科技型服务链的高水平发展打通科技创新、熊彼特创新到产业创新发展的逻辑链条，发挥科技服务和新型科研经济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催化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