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2025年7月28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

　　近几年，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我们认为，育儿补贴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财政作为辅助。原因是，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补贴生育，只有中央财政才有这个财力。况且，人口是流动的，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长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为整个国家做贡献但不一定是为本地做贡献。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要增加人口，通过吸引外来人口的方式比补贴生育更划算。

　　今年两会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预示着中央财政将成为发放育儿补贴的主体，而地方现存的各种育儿补贴政策将作为补充和加码，以平衡地方差异。

　　这次出台的国家育儿补贴政策预示着全面生育福利的起步，令人鼓舞，值得点赞。不过，与高昂的育儿成本相比，这次出台的国家育儿补贴金额还是太低：每孩每年3600元，相当于每孩每月300元，而且只补贴到3周岁，3年总共只补贴10800元。此外，这次国家育儿补贴没有把四孩以上也纳入补贴范围，也是一个缺憾。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三年育儿补贴总金额只相当于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的2%。

　　对育儿补贴作一个粗略估算：假设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人，并且每个孩子每年都补贴3600元，那么补贴当年出生人口的金额为360亿元。如果补贴所有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那么每年育儿补贴金额约1000亿元。

　　一是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是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以上补贴金额，约占GDP的2%-5%。每年几万亿的补贴金额，看似很多，但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这是必须的。

　　有人担忧，大量发放生育补贴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事实上，这一担忧的核心取决于两大要素：社会产能的利用程度与就业市场的饱和状态。当前，我国正处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就业不足并存的局面，通过消费刺激政策，能够有效激活闲置的生产资源与劳动力，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并非通胀压力，而是物价负增长的通缩困境，此时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显得尤为必要。给育儿家庭大规模发钱，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而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机会。长期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中国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883万人下降到2023年的902万人，前后相隔仅7年时间，出生人口就减少一半。而在陷入严重超低生育率的日本，出生人口从1982年的150万，减半到2023年的75万则花了41年时间。

　　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虽然有所回升，但由于育龄妇女数量下降、结婚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低迷等原因，预计2025年出生人口又会恢复下降趋势。根据七普数据推算，2025年中国15-49岁育龄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1600多万人，其中，2025年20-39岁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1400多万人。而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只有610.6万对，比上一年减少157.6万对，降幅为20.5%。

　　在生育率方面，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其中2023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01，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目前，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7%，但老年人口占世界比例超过25%。严重少子化会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按目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也就是30年时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这个趋势依次对所有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先是奶粉、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然后是教育、食品、服装，再后是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最后是医疗、养老、殡葬等。这些面向消费者的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会逐步传导易倍emc官网到面向企业的行业。上述影响不只是实际需求的萎缩，还有预期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意愿低迷，进而引发资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移。

　　长期低生育率对创新力和技术发展是负面的，与人口稳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的技术发展会更慢，并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数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递增效应的，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体创新力会越强，而且人均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一般来说，30多岁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创新活力。老人在企业和社会中占据了太多重要的岗位和资源，势必影响年轻人晋升和锻炼的机会，从而削弱年轻人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所以，中国急需出台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以扭转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发放育儿补贴，就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7月至今年3月，韩国单月出生人口连续9个月保持增势，2025年第一季度生育率也高于去年同期。按媒体说法，这对于面临人口困境的韩国来说是“积极迹象”。

　　韩国出生人口回升，与补贴生育政策有关。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希望能借此进一步鼓励生育。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

　　7月23日，《湖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用政策“钥匙”打开生育“密码”——破解人口增长难题的天门探索》的报道，披露了如下数据：2024年天门市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今年延续向好态势，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长5.6%。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几个月绝大部分地区公布的出生登记和生育登记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为何天门市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逆势增长呢？按照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的说法：“从2023年9月开始，我们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出台婚恋、孕育、生育、托育、教育、住房等一体化支持措施，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纪道清认为，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要舍得投入真金白银，营造尊重生育、鼓励生育、保护生育的社会氛围。按照天门市现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如果各种生育奖补叠加起来，生育二孩最高可享受综合奖补28万元，生育三孩最高可享受综合奖补35万元。

　　国际和国内的经验表明，发钱补贴生育确实是有效果的，如果补贴生育没有效果，那是因为补贴的力度太小，需要加大补贴力度。

　　当然，发钱补贴生育只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众多措施之一，提高生育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最近，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举措。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将能显著减轻家庭教育成本，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目前，中国经济产能过剩，投资饱和，很难找到回报高、长期效益好的项目。只有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投资，通过中央财政把更多的福利给予养育孩子的家庭，一方面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举两得的解决办法。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行走》讲述了苗绿博士作为全球化智库联合创始人，在个人成长、海内外求学、创办智库、国际交流、民间外交、为国家建言献策等过程中的诸多故事与心路历程。作为慕尼黑安全会议青年领袖代表，苗绿博士曾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开启 2021 慕安会第一问；她是比利时国王会见的七位全球青年领袖之一；她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推动了国际间青年的交流互鉴，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回信；她经常受邀参加国际高端论坛，在巴黎和平论坛、多哈论坛等重要国际场合，参与设置议程，打造国际交流新叙事，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智库人的风采。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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